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17年年会聚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记者就理论界和实务界广泛关注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热点问题，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卞建林。

    记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时代背景与价值取向

    卞建林：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当前，部分司法机关对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感到负担较重，案多人少的状况仍然较为突出，影响改革进程。在现有司法资源不变的前提下，需要通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刑事案件进行繁简分流，节约司法资源。此前的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已取得一定效果，部分实务部门也认为可以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因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显然符合现实需要。应当充分发挥“试点”的优势，由点到面、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地进行制度改革。这有利于推动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层次化改造，集中司法资源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完善刑事诉讼程序制度提供实践基础。

    记者：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系

    卞建林：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强调“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紧密相连，并将后者的政策内涵具化为法律制度并贯彻适用，试图彰显刑事政策的实践效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中，将“认罪认罚”定义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的”。同时，“认罪认罚”也包含着刑法中规定的“坦白”与“自首”以及其他可能之情形，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之“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构成自首与坦白的基本条件之一。因而，在我国刑事司法语境下，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了被指控的行为事实，并在后续的协商过程中达成了承认罪行指控的协议，就应当被认定为符合“认罪认罚”的要求。

    记者：现在进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只能对量刑进行协商，这与“坦白从宽”政策有哪些不同

    卞建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量刑协商与“坦白从宽”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的理性程序选择，而后者更多是对于认罪的政策性引导。当然，实践中“认罪认罚”更多地仍局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坦白等方式换取宽大处理的传统认识，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推行，需要意识到“认罪认罚”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参与诉讼程序的理性选择之一。尤其是在尚未全面确立沉默权的前提下，需要更新对于“认罪认罚”的认识，并明确其理论基础，避免异化为“以口供为中心”而强行要求或诱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是随意地“从宽”，在试点中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处罚应当与其认罪认罚的程度相适应。刑罚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已经犯罪的人的惩罚、教育、改造，使其不再犯罪，而“认罪认罚从宽”本身即是符合这一目的的。同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意味着降低证明标准，办案机关依然需要保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避免影响实体公正。并且，认罪认罚程序上从简和实体上从宽的同时，也强化了监督制约。例如，试点方案指出，认罪认罚案件，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侦查阶段撤销案件和审查起诉阶段不起诉，都设置了需经公安部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的严格监督程序。为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公正执行，试点方案明确规定对“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等司法腐败问题严格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

    记者：我国的认罪认罚制度与美国的辩诉交易有什么本质区别

    卞建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能和域外的“辩诉交易”制度相等同，不得对罪名、罪数进行交易。在美国联邦及各州的犯罪案件中，均有超过90%以上的案件通过辩诉交易解决，部分州这一比例甚至超过95%。相比之下，域外“辩诉交易”适用范围更广、检察官权力更大，其目的主要是从司法机关角度出发，减轻案件数量的压力、降低胜诉难度和提高有罪判决率。而我国的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限于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的案件。其制度推行的初衷，是从社会需求与人权保障出发的：一方面，提高司法效率、及时有效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需要，有利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充分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

    记者：您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卞建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已一年有余，其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其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应当通过权利告知、律师在场、庭审把关等多个方面，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答辩的自愿性、明智性和明知性；其二，应当充分调动司法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积极性，探索进一步简化案件办理程序的可能；其三，应当采取适当的方式，让被害人的利益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有所体现，赋予被害人一定的程序参与权以保障其权利；其四，应当明确值班律师的角色定位，发挥值班律师制度的功能，落实刑事辩护全覆盖。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过程中，应当及时总结存在的问题，发挥“试点”应有的作用，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一步推广作出理论和实践准备。同时，试点工作应当以刑事诉讼法、刑法以及试点方案为准，不能随意超出规定的案件范围、量刑幅度，不能降低证明标准、转移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