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人的硕士学位论文《近代中国的破产制度变迁》中，曾结合当时的既有研究，考据过破产观念和制度在中国的变迁史。在研究过程中，颇为惊讶地发现，黄遵宪对于日本破产观念在中国的传播，劳苦功高。至少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而言，清末“开眼看世界”的衮衮诸公中，似乎尚无比黄遵宪更早使用“破产”及相关词汇，并详细介绍日本破产制度者。

　　

　　近日，笔者购得岳麓书社重版“走向世界丛书”初编和续编，得缘再度检读收录其中的黄遵宪著《日本杂事诗(广注)》。由此，本人在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近十年后，乃有机会重温黄遵宪与破产法的一段因缘。

　　

　　黄遵宪生于1848年，1876年中举。在此前后，黄遵宪才气横溢，得以结识李鸿章、张荫桓等高官，并深得诸公赏识。1877年，黄遵宪应清政府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之邀，抛弃科举仕途，以参赞身份出使日本。在日本四年期间，黄遵宪广泛游历、广交友朋，成为当时中国人中少有的“日本通”。这种经历和见闻，不仅支撑其在后来完成皇皇巨著《日本国志》，其才气横溢的新诗功底，更是将在日期间所见所闻，写成两百多首《日本杂事诗》，开古典诗歌之新境界，令人侧目。1882年后，黄遵宪先后调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三年，1885年后回国，重行修订《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等著作。

　　

　　《日本杂事诗》即出版于1890年。这部作品中，至少有两处与“破产”直接相关。

　　

　　第一处见第32首，即“议院”。黄遵宪诗曰：“议员初撰欣登席，元老相从偶踦闾；岂是诸公甘仗马？朝廷无阙谏无书。”在这首诗的注解中，黄遵宪除简介日本议会史外，亦援引《日本国志·职官志》中两段对元老院及地方议会的介绍，其中提及如下细节：在当时的日本，凡是年满二十岁的男性，在当地居住且缴纳五元以上地租，则“许为投票人”,而其他诸如刑罚一年以上、“倒产”、癫痴等，均不享有选举权，更遑论被选举权。这段时间，笔者一直在思考“破产法的宪法性”问题，而联系破产法与宪法的关节之一，便是破产对债务人宪法性权利的影响。以往只留意到清末民国诸多宪法及其草案中，对破产人宪法性权利尤其是选举权的影响，今读《日本杂事诗》，可将此源流追溯到更早的日本，尤其更加确定日本破产法与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破产法的关联，不亦快哉？

　　

　　第二处见第177首，即“商业会社”。黄遵宪诗曰，“朝市争趋海柘榴，贪同西母斗行筹；夜深似有鲛人泣，空抱缫丝上蜃楼”。在这首诗的注解中，黄遵宪介绍道，日本早期并无商贾，“唯以有易无而已”,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出贸易。而日美通商后，商业大为兴盛，但日本商人在与西洋商人的竞争中，大多先笑后咷、外强中干。黄遵宪随后援引《日本国志·食货志》《日本国志·礼俗志》和《日本国志·礼俗志》中的三段论述，来详细介绍日本商会的发轫史。其中在《日本国志·食货志》介绍日本商人与西洋商人竞争中一败涂地的境况时，用了如下语言：“明治七年小野组既破家(小野为豪商之首，组者谓组合之商，即商会也),岛田组又报倾产(亦豪商，当时两家破产，连累甚广，官库亏损亦及九十六万余元)……其后豪商有识者，乃集合众商，开商法会议所，设商法学校，以振兴商务。至十三年，因卖丝事与外商争，始稍稍有效，尔后方能恢复商业欤。”

　　

　　但黄遵宪对破产法的介绍，并未止步于此。1895年出版的著作《日本国志》中，黄遵宪在介绍日本法制时，全面详尽地介绍了日本针对非商人破产的“家资分散”制度。在《日本国志·刑法志五》第二章“对人财产之罪”之第四节，遵宪以“注”的形式，介绍“家资分散”制度如下：

　　

　　分散者，破产歇业不能偿债、倾家所有分之与人，故曰分散。此律为中律所无而西律所重。泰西通例，凡营业耗折身负重债力不能偿，则请之于官，倾家资所有分与偿人，官为立一经理人，先检点其货财，搜集其契约，并悬示限期，凡负某人债者悉数缴官，其某人所欠之债各呈凭据以待分给。然后悉索所有按数计成，一一分配产尽而后已。某人已报破产者，不许再营生业，此通例也。中国以迫债告官，每曰钱债细故，实因沿用旧律，而古来贸易未盛，借贷较少，即有负债多出于亲属之情不容已，朋友之义不容辞，势难以负债之故没人家产。自商务大兴，有无相通，如银行、商会之类，乃有以日积月累所得寄而取息者，亦有举盈千累万之数借以谋生者。一人破产，万众嗷嗷，若无法以维制之，则隐匿逃遁、窃人脂膏而自润，与白昼大都杀人而夺之金何异？而受害者糊口无资，茹辛含苦又不待言也。日本近年商会若小野岛田之倒产歇业，官亦负累及百万，故依仿西律创立此条。迩来中国亦有此事，恐亦不能不设此律矣。

　　

　　上述叙述，大体介绍清楚了“家资分散”制度的基本构造。看得出来，黄遵宪结合当时国内破产风潮，深切认识到刑事惩罚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黄遵宪还介绍了日本刑法对“家资分散”情境下相关犯罪行为的刑罚，如第388条“家资分散之际有藏匿脱漏其财产，又增加虚伪负债者，四月以上、四年以下重禁锢。知其情而承诺虚伪契约或为其媒介者减一等。”再如第389条“家资分散之际所有簿记之类，或藏匿毁弃，至分散决定之后依托一债主或二三债主私偿于人，以致害及他债主者，处一月以上、二年以下重禁锢。”

　　

　　以上便是黄遵宪的破产法世界之梗概。可以确定的是，黄遵宪在1895提出“迩来中国亦有此事，恐亦不能不设此律矣”,而到1906年《大清破产律》颁布，黄遵宪对当时朝野各方破产观念的普及之功，虽不敢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功劳簿上无疑应该为黄遵宪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人的主业是研究破产法，不是研究黄遵宪。关于黄遵宪与破产法，有很多问题本人尚回答不了。尤其比如，黄遵宪到底为什么会留意到日本的破产问题？除了上述援引的文献之外，黄遵宪对日本破产法有无更深切的观察与思考？……且将这些问题埋起来，待他日略微闲暇时，再“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地考究一番。但无论如何，在破产制度引入中国整整一个世纪的今天，我们作为破产界的后来者，理当对黄遵宪保持最低限度的温情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