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农民从事个体经营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来自贵州的启示

2014-12-15 12:45:40    来源:

摘要:西部民族地区农民从事个体经营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来自贵州的启示
我国个体经济发展经历一个逐步放开的过程,国务院先后多次颁发文件调整对个体经

西部民族地区农民从事个体经营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来自贵州的启示
    我国个体经济发展经历一个逐步放开的过程,国务院先后多次颁发文件调整对个体经济的政策。西部民族地区的个体经济发展也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但迄今为止,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民族地区个体经济发展还存在巨大差距。李坤等人对西部12 个省市区研究认为,西部地区个体经济活跃程度存在较大的内部差异,总体上规模偏小,实力相对较弱,行业结构偏向于传统的商贸和服务业[1]。

摘要
   个体经济具有进入门槛不高、成本和风险低、进出自由以及经营规模、方式和场地灵活等特点和优势,是大部分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实现身份转型的必经途径,也是民族地区农民走出农村,实现脱贫致富的必然选择。当前民族地区农民参与个体经济的意识增强,但仍然面临诸多困境,需要从政府、市场和农民自身等几方面来寻求解决办法。

    当前,西部民族地区农民收入水平过低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短板问题,西部大开发之后学界对此研究成果较多,提出的对策建议很多被政府采纳,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来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增收,但农民低收入现状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扭转。课题组在对安顺市部分行政村农民从事个体经营情况和贵州省个体经济生存现状的抽样调查中得到启示认为: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增收难的主要原因不是政策支持不足,而是一些优惠政策不能得以真正落实,除了务工,农民想要获得非农收入
还存在较多困境。个体经济虽然处于“利基市场(NicheMarket)”的地位,但具有进入门槛不高、成本和风险低、回报较丰厚、进出自由以及经营规模、方式和场地灵活等特点和优势。改革开放之初,个体经济首先在东部沿海地区蓬勃发展起来,创造了许多致富神话,而西部民族地区很多少数民族群众观念没有转变,耻于经商的思想居于主流地位,农民更是缺乏参与个体经济意识,因此个体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于东部地区。但实施西部大开发以后,随着市场经济意识的深入,部分敢闯敢干的农民群众通过个体营很快摆脱了贫穷,走上了致富的道路,榜样效应使很多农民群众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特别是年轻一
代从事个体经营的热情更是高涨。但在新时期,市场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个体经营者渐渐了弱势群体,面临着一些新的生存和发展困境。因此,研究西部民族地区农民从事个体经营面临的困境问题,把个体经济与农民增收和扶贫开发有效结合起来,切实优化农民群众从事个体经营的制度环境,破解个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与体制性障碍的矛盾,保障农民群众从事个体经营的权利,寻求相应的解决对策和措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西部民族地区农民从事个体经营的现状
一、前言
     个体经济是个体行为,受个体劳动者的文化、观念、心理、环境和资金状况的影响较大。西部民族地区大多数农民群众由于受这些因素的约束,从事个体经营的比例有限,特别是远离城市的偏远农村,他们的非农收入主要靠外出务工,而不是个体自主经营。我们通过对贵州安顺市开发区的西兴村和瓦窑村、幺铺镇的牛蹄村和镇宁县大山镇的新寨村等4 个村的18∽60 周岁的农民从业结构调查发现,农民从事个体经营的比例随着离城镇的距离呈快速递减趋势,城乡结合部的农民从事个体经营的比例最高,偏远乡村的比例很低(见图表1)①。调查中我们还意外发现,西兴村紧靠安顺市,从事个体经营的条件最优,因城市扩张,大部分农地已被征用,而失地农民从事个体经营的比例并不高,接近80%的农民却选择了务工,并且以做临工为主。另外,从个体经营户的收入来看,年收入在5∽10 万元区间的比例普遍较高,15万以上的农户只有西兴村较高,能达到20%左右,瓦窑村只有6%左右(并且这部分农户以远在上海经营甜酒生意的为主,并非在本地),其他村则更少(见图表2)。在对较偏远农户的访谈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很多农民从事个体经营的意愿较低,虽然有些农户通过务工已经积累了一定资金,但仍以储蓄为主,缺乏投资动机。因为西部民族地区农民群众在文化观念、心理素质和市场环境等方面具有较普遍的特征,所以这四个村的情况虽然不能完全说明西部民族地区农民从事个体经营的现实状况,但还是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

(一) 西部民族地区农民群众
    自身的问题西部民族地区大多数农民群众因自身原因,从事个体经营约束因素较多,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民族地区的文化观念还没根本转变,很多农民群众耻于经商的观念根深蒂固,认为经商是“重利轻义”行为。二是民族地区农民群众大部分文化素质较低,缺乏闯荡精神和勇气。部分年轻人曾经外出闯荡或从事过个体经营,但因缺少文化和相关知识及经验,适应能力差,导致失败的案例较多大大影响了其他人的心理和行为选择。三是部分偏远闭塞的少数民族地区远离现代市场,仍然以自然经济形态为主,缺乏从事个体经济的环境和氛围。四是部分有商品经济意识的农民群众,却存在缺乏资金,怕担风险等问题,瞻前顾后,畏手畏脚,始终不敢迈出第一步,错过了许多发展良机。五是部分已经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群众存在缺乏职业道德、社会诚信意识较差和产品伪劣等问题,造成了恶劣影响,最
终导致经营失败。
(二) 个体经济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
    1. 管理审批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审批过程寻租空间较大,提高了农民从事个体经营的进入成本在申请办理营业执照的过程中,申请者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资源,付出的灰色成本很高,请客或送礼的花费较重。调查统计发现, 不需要花费的只占19.8%,而花费在500 元以下的占9.7%、在500 ∽2000 元之间的占27.1% 、在2000 ∽5000 元之间的占24.2% 、在5000 ∽10000 元之间的占16.4% 、在10000 元以上的占2.9%。在走访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同行业之间的花费差距较大,办证的前置许可条件越多,审批部门和环节就会越多,花费就越大。以旅馆业及餐饮为例,消防和卫生部门在审批的过程中,对大小旅馆和饭店实行相同标准的“一刀切”管理方式,使那些小旅馆和小餐馆不得不“花钱买通”,否则要求各种设施齐全方可批准。我们在个案调查中发现,一家只有8 个床位的小旅馆花了1 万多元灰色成本才拿到营业执照。也许任何人都能感觉到这些管理“过度”了,但审批管理部门却是根据相关管理条款,“有章可循,照章办事”。农民群众社会资源极其缺乏,特别是想从事利润较高的特种行业更是难上加难。
   2.审批时间长,办事效率低调查统计结果显示,个体工商户从申请到拿到营业执照需要的时间在3 个
月以下的占28.1% ,3 ∽5 个月的占34.1%,5∽7 个月占28.6%,12 个月以上的占9.9%。部分个体工商户反映,一些部门“三难”现象仍然存在,办事效率太低。认为耗费时间最久的部门卫生占20.1%,质检占17.3%,消防占16.4%,公安占19.6%,工商占20.1%,其他占5.6%。当然,这统计结果并不能绝对说明那个部门最难办事,因为并不是每一家个体工商户办证时都会涉及到所有部门,但可以看出各部门都存在此类问题。现在很多地方设立了政务服务中心,其初衷是把原来分散在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的各类行政审批和服务项目进行“集约化办公”,为市民提供“一站式”服务,实现“阳光审批”。但调查发现,这个目标基本没达到,认为政务服务中心提高了办事效率的仅占18.6% ,认为提高一点效率的占40.3%,认为没提高效率的占29.2%,认为比原来更麻烦,跑的地方更多的占11.9% 。由此可以想象,家住偏远地区的农民群众进行合法经营的难度之大。
    3. 经营过程中的管理也存在较多问题经营过程中的管理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一些部门在管理过程,对相关的优惠新政宣传不够,个体户与管理部门信息不对称。调查发现,没有接受过有关部门关于鼓励支持私营经济发展相关政策宣传或相关法规学习的占了23.8%,很少的占53.3%,较多和经常的分别只占13.4%和10.4%。认为享受到国家鼓励支持小微型企业发展优惠政策较多的占13.7%,认为多的占9.8%,享受到了一些的占46.6%,认为没享受到的占29.9%。二是在检查管理过程中,一些部门重处罚,轻管理,并且仍然存在违规操作的问题。调查显示,没有受到过处罚的只占31%,受到过处罚的占了69%,其中受到处罚几次以上的占了27.2%。一些部门在处罚时不开发票,认为从来不开发票的占18.4% ,有时开有时不开的占40.8%,一定会开的占27.6%,不开少罚开
则多罚款的占13.3%。三是与审批一样,经营过程的检查管理,仍然存在检查人员“看钱办事”的现象,送礼(钱)就合格,否则就不合格。此类现象以租赁、中介服务和住宿业最为普遍。从调查统计数据来看,认为没有此类现象的只占5.7%,认为有此类现象的各部门情况分别是:卫生占19.3% , 质检占14.9% , 消防占11.8%,公安占12.3%,工商占22.4%,其他占13.6%。四是营业执照一年一检,再次增加了部分个体工商户的负担。按新政规定,年鉴基本是不收费的,但实际上在年检过程中,即使个体户各项指标都基本达标,也还是要付出一定代价才能较顺利通过。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源一方面是审批和管理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另一方面是政府宣传和监督不到位,造成的结果是各部门步调不一,部分管理部门缺位或越位现象较多,导致“玻璃门”效应较严重,政策看似很好,要想进入却处处碰壁。这些问题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群众进入部分行业的成本极高或者根本不能合法经营,部分经营者只能躲躲藏藏,难以发展壮大。
(三)市场竞争的现实问题
     1.租金和雇工等成本上涨快,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收益下降最近几年因通胀原因,雇工成本和
商铺的租金也迅速上涨,有些地区或地段商铺租金已上涨好几倍。另一方面,随着人们市场经济意识的觉醒,更多人加入到个体经济行业,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活动分散、密度低,加之劳务输出较多,消费人数只减不增,消费能力下降,市场相对变小,因此各行业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很多传统行业的个体明显感觉到利润下降,生意越来越难做。竞争更加激烈是市场经济逐渐走向成熟的表
现,也是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短缺经济时代已经过去,大多数行业已从“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再加上超市、电子商务、大型卖场和连锁便利店等现代经营模式的强势冲击,个体经济的传统优势逐步减弱,劣势开始凸显,个体经济的低门槛、高收益时代已经过去,其市场的空间越来越小,有的个体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显得举步维艰,民族地区农民群众错过了从事个体经营的最佳时机。
     2.农民群众资本少,融资难,难以做大做强个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一般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经营规模据自有资本决定,融资方式以内源融资为主。这种一般是进入门槛低,但利润也低的行业,经营户很多不愿向银行贷款,因为本身利润低,除去银行利息后感觉收益很少,因而资金困难时大都选择向亲朋好友短期周转。第二种是以向银行间接融资为主,自有和内源融资为辅。这种一般是利润和风险都较高的行业,资金周转困难时希望能从银行贷款,但银行对这部分经营户往往存在戒备心理,因其存在资本规模小、信用差和缺乏担保等问题,贷款风险大,因而不愿意贷或者少贷。因此部分希望获得较大资金支持的个体户不得不以扭曲方式获得贷款,进一步增加了融资成本。很多已经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群众因为缺乏资金的关系,错过了很多商机,很难做大做强。虽然政府出台了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小额信贷),但有些政策却很难落到实处,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资金最后还是流向了一些实力强的企业。近几年贵州省进一步加大了金融机构对个体私营经济的支持力度,有力助推了个体经济的快速发展。截至2011 年末,全省小企业贷款1384 亿元,同比增长21.5%②。截至2012 年6 月30 日,全省农信社已成立87 家中小微企业服务中心,上半年累计发放中小微企业及个体经营性贷款295.57 亿元,中小微企业及个体经营性贷款余额792.27 亿元③。但调查显示,现在的金融支持仍然不能满足很多个体经营户的资金需求,被调查者中仍有31.1%的户希望得到“资金支持,降低贷款难度”。
四、解决民族地区农民从事个体经营困境的对策建议
   (一)放开更多领域,并进一步降低进入门槛,实现包容性发展市场经济应该是充分自由竞争的经济形态,竞争越大,市场效率越高。但调查中,关于“你最期望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支持是什么”的三个选项中,结果有35%的个体户选择了“政策支持,降低进入门槛”一项。厉以宁教授认为经济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鼓励民间创业,发展民营经济,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2]。但调查发现,有部分行业进出并不自由,有些行业限制条件较多,有的行业还存在即将停办或已经停办营业执照的现象。因此,为了进一步使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实现发展机会平等,有必要放开更多领域,对农民群众实施更多优惠政策,降低他们的进入门槛。
    (二) 加强对农民群众的引导和相关培训针对民族地区农民群众自身固有的一些问题,政府部门应该对症下药,引导和帮助部分具有条件的农民群众积极参与个体经营。一是引导农民群众转变观念,树立“合法经营,致富光荣”的思想,理性对待利与义的关系。二是为农民群众提供充分的市场信息,使农民通过信息甄别,发现自身优势,找到从事个体经营的突破口。三是政府部门在进行城镇建设规划时,应考虑到为农民群众提供特定的经营场所,并配套良好的软硬设施和环境。四是加强对农民群众进行有关鼓励或优惠政策的宣传,并对有意向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群众进行相关知识、技能和法律法规等培训。
     (三) 科学设计各行业的审批及管理制度,缩小创租空间有效的制度能提高生产要素的绩效[3],不科学的制度安排会造成相反的结果和效应,严重时还会造成灾难。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地方政府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垄断租金最大化的目标[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管理部门也是一个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工作人员更是理性经济人,都存在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因此管理制度本身的缺陷或不合理是创租的根源所在,只有科学设计各行业的审批及管理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预防治标不治本的审批及管理问题。科学设计各行业的审批及管理制度,关键是要“有所不为”,厉以宁教授认为“民营经济正是在政府‘有为出自无为’的方针指导下发展起来的”[5],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市场能办的就交给市场去办”。1999 年以后工商系统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各地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对个体户的监督管理上,个体经济从业人员中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呈现相反方向变化,城镇就业人员的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而农村就业人员的比例却呈快速下降趋势[6]。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其实就是农民群众社会资源缺乏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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