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阐述协调发展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是加以强调的几个重要方面之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重要标志。201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成立了由习近平任主任的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意味着将军民融合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予以部署和推进。这是中国在大国崛起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牵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大国崛起道路的全新开拓。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均衡和不协调是越来越普遍和越来越凸显的问题，它显示的是现代化特定阶段的新矛盾，尤其是从大国崛起的视野来观察，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是具有决定性的一对矛盾。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富国强军相统一充满风险与挑战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突飞猛进发展的特殊阶段，现代化的这种起飞需要若干基本的条件，其中资本的积累或用于现代化起飞的足够经济资源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而更重要的还在于，现代化进程中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其他方面也需要经济资源的支撑，正因为如此，要实现现代化的起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有人还认为，早期闯入现代化的国家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如果说第一波的现代化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的话，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则具有更大的艰难性。被资本主义引导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弱肉强食的过程。如果是没有强大的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现代化，那就很可能是依附性的、没有民族独立属性的现代化。然而，强大的军队和国防建设的耗费又是巨大的，其实它本身只应该是现代化的成果而非先决条件，却被无情地变成了先决条件。由此带来的历史性困境就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用于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安全资源与用于经济建设的资源构成难以协调的冲突。一方面，本身的经济落后，使得迫切需要推进的经济建设都面临资本稀缺的困境；而另一方面，不得不加强的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同样需要强大的财政支持。这种不协调乃至尖锐的矛盾冲突，是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重大考验。

考察早期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可以发现，它们基本上是采用原罪的方式化解了这一矛盾。资本与武力相勾结，实现它们之间的“协调发展”。即通过工业化武装军队，构成船坚炮利的优势，进而对外发动战争。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争既输出了商品和资本，抢夺了殖民地，还直接赢得了战争赔款，使增强武力的投资不仅能够收回，而且成为赢利的手段，所以扩军征战反而成了西方列强现代化的途径之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已经清楚地表达了一个重要思想，即要以军队来保证英国“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他认为，“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履行这种职责逐渐需要越来越多的费用”，更重要的在于由此而导致的现代化发展阶段的人类社会新特征，即“当代战争火药武器的巨大开支明显有利于那些更能负担这种开支的国家，从而使富裕和文明国家比贫穷野蛮国家处于明显有利地位。在古代，富裕文明国家很难抵御贫穷野蛮国家的入侵；在当代，情况则相反”①。

斯密描述的这一特征的现实展开就是：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侵略的历史，依靠军事霸权来推动现代化成为它们的首要选择。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论述了法国的“以战养战”，其指出，拿破仑尽管需要巨大的军事开支，但实际上通过战争还为自己取得了相当大的利润。例如，耶拿战役后，普鲁士不得不向法国支付3.11亿法郎的赔款，这个数额相当于法国政府常年收入的一半。1805年至1812年的意大利将约二分之一税收拱手送给了法国②。

在第一波现代化的进程中，军事的落伍往往会意味着经济发展和繁荣的跌落。英国的走下坡路恰恰与其军事上的徘徊滞后联系在一起。根据统计，英国在1815年后的50多年，武装力量只花费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3%，占比在整个中央政府的费用中远不足10%。这个比率，比18世纪或20世纪的比率要小得多③。本来，军费开支的降低应该是有利于发展，使更多的资源可以投入到经济增长之中。然而，英国却出现相反的效果。因为它带来的是大英帝国在殖民地和资源掠夺上能力的相对减退，不得不让位于美国这样新崛起的军事强国。这就是军事实力在西方列强经济发展中的轴心地位。因此，早期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与“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的判断是不可分割的。然而，后发现代化国家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形态，都不可能再重走早期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它们基本上不可能造成军事上的优势，战争已经不能够再拉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进程了。然而，困难在于军事和国防的投入需求依然是相当大的，因为它必须要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为保证安全和稳定，用于军费的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远远高于中等以上发展水平的国家。例如，巴基斯坦、阿曼和叙利亚，1980年军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分别高达30.6%、51.2%和35.8%。有的国家将武装力量的建设置于最为突出的地位。以色列2008年度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8.2%，朝鲜的这一比例达到23%。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本来就不大，高额的军费开支很容易在政府支出以及GDP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而对于经济体量大的发达国家，尽管军费开支大，其占比反而在发展中国家之下。例如，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武器、裁军和国际安全》白皮书，美国2008年到2011年军费占GDP的比例在4.4%-4.8%之间④。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样的资源配置不可能不制约整个现代化的推进速度，但它们又很难放弃这样一种代价沉重的资源配置方式。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外部的巨大风险以及内部稳定的渴求。现代化的矛盾冲突在这一问题上十分尖锐，想努力推进经济发展，但面临着充满风险和动荡的现代化进程，相比较起来，稳定反而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最为稀缺的资源。正如亨廷顿所描绘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⑤。

面对当代诸多的现代化进程被动乱打断或干扰的现实，安全稳定自然成为许多国家推动现代化优先考虑的事情，以强化武装力量的建设来为维持安全稳定奠定基础，于是陷入了当代现代化的困境之中，即不努力维持安全稳定，就无法推进现代化；而加大维持安全稳定的力度，又耗费了宝贵的现代化资源，同样阻滞了现代化。正是因为难以破解这一矛盾，许多发展中国家迟迟迈不开发展的步伐。毫无疑问，这是当代现代化进程中包含的不协调问题。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来说，这一挑战和考验更加严峻。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一诞生，就面临着资本主义赤裸裸的干涉、侵略和颠覆。俄国的“十月革命”一成功，协约国的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随即进行武装干涉，布尔什维克的红色政权进行了三年艰苦的卫国战争，才基本确立起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在中国周边构筑军事包围圈，紧接着迫使中国卷入朝鲜战火，抗击美国纠集的16个国家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这对于贫穷落后、迫切需要加快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说，是极其艰难的，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军政费用占了较大比例。对此，毛泽东在1956年谈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时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⑥。

显而易见，一旦战争不再能够攫取财富、或者说攫取比自身消耗更大的财富时，军费开支与经济发展就构成必然的矛盾冲突，西方国家早期现代化军事原罪的发展道路是不可能拷贝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它必须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一方面它要摒弃西方列强以战养战和侵略扩张的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还必须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建设能够坚强捍卫自己制度、保卫国家利益和人民幸福的强大军队。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得不面临的严峻挑战。

二、富国强军协调发展的核心是遵守经济发展内在规律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走出一条新路，妥善解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问题，从根

本上来说，首要矛盾或挑战是资源的切分和配置。

对经济发展本身来讲，进入现代化快速推进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经济积累或资本的积累。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中作了一个经典的分析。他将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五个阶段，提出发动阶段必须具备三个互相有关的条件：第一个就是“生产性投资率提高，例如由占国民收入（或国民纯产值）百分之五或不到百分之五增加到百分之十以上”⑦。一旦“投资率达到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就会超过任何可能的人口增长；而且在那种情况下，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产量就会有经常的增加”⑧。

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如此，没有足够的经济积累和资本的投入，快速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在处理这一对矛盾中，新中国的共产党人是将经济发展作为主要矛盾来抓的。毛泽东坚信，只有屁股坐稳了，拳头打出去才有力量。他说，“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并强调“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⑨。

资源配置是一个非常大和非常复杂的命题，在基本的层面上，它牵涉到对国家安全的总体判断，甚至牵涉到对时代属性的认识。因为对安全态势的误读有可能带来国家和民族的灭顶之灾。在战争不可避免的前提下，社会发展资源的配置必须把准备打仗置于重要地位，由此很容易违背和破坏优化资源配置的经济发展逻辑。从1960年代开始的“三线建设”就是其集中的体现。由于做出了战争不可避免、必须“深挖洞，广积粮”的基本判断，资源和生产力布局是从准备打仗出发的。按照卷入战争的危险程度，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三线地区。1966-1978年，国家用于三线建设的总投资占同期全国经济建设总投资的42%以上。从应对战争来说，是合理的，但没有从优化资源配置来规划发展，付出了较大的代价。1966-1978年，三线地区每1元基本建设投资提供的国民收入为4.98元，比全国的6.87元低27.6%，比一线地区的9.34元低46.7%；三线地区每1元基本建设投资提供的国民收入增加额为0.309元，比全国的0.406元低23.9%，比一线地区的0.655元低29%。单以1978年重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比较，三线地区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总产值只相当于全国的68.7%、一线地区的49%，每百元全部资金实现利税只相当于全国的53.7%、一线地区的38.4%，每百元总产值实现利税只相当于全国的77.8%、一线地区的76.7%⑩。

邓小平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敏锐地把握到了和平发展时代的到来，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⑪。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一个新的历史性的重大判断，“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 ⑫。

以和平发展取代革命和战争作为时代主题，不仅仅是完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历史性转移，更是开辟了优化资源配置的新纪元，这对中国现代化产生了长远和极为深刻的影响。新的时代主题的判断，为协调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前提和更加广阔的空间。把握住这一历史性的机遇，邓小平提出了军队要忍耐的方针。他在198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要忍耐几年。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可以从外国买，更要立足于自己搞科学研究，自己设计出好的飞机、好的海军装备和陆军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⑬

如此放心大胆地开展经济建设，这不仅在新中国，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史上也是空前的。没有对时代风云和本质高瞻远瞩的洞察，没有对现代化规律的深刻把握，不可能做出这样的重大部署。事实证明，这是中国现代化的黄金机遇，它终于被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人把握住了！

为了支援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初期国防经费比重明显下滑，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由1978年的17.37%减至1984年的10.63%。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78年的4.6%，降低到1984年的2.13%，下降幅度一倍左右。军费开支绝对值只有在1979年有过急剧增加，达到223亿元，同比增加了55亿元，因为在这一年发生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1986年，中国的军费减为201亿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花费比70年代后期减少了一半。这一年GDP为10202亿元，国家财政支出为2291亿元，军费在其中的比例分别占2.1％和9%。此后，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发展，军费随之有所增长，不过，在GDP和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总体递减至1997年。这一年，军费支出数为813亿人民币，占GDP的1.03%，其比例为新中国历史上的最低点。而同期的中国经济却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1979-1997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大大高于改革开放前26年年均6.1%的增速。而整个1980年代，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3.15%，发展中国家只有2.55%左右。1991-1996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约2%。中国199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477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是1978年的5.92倍，已经达到世界第七位。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为军队和国防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中国从1999年开始，军费开始较快增加，每年保持12%-20%的增幅。2001年增幅为17.7%；2002年增幅为17.6%；2003年增幅为9.6%；2004年增幅为11.6%；2005年的增幅为12.6%。从1999年到2009年的11年间，军费从1076亿元增加到4806亿元，总额翻了两番还多。有的国家开始对中国军费的这种增长速度议论纷纷，中国国防白皮书予以明确回答，强调其“补偿性发展”。

有人质疑邓小平当初作出的“军队要忍耐”的战略方针，认为迟滞了中国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现代化进程。按照这种观点的逻辑，军队是不需要忍耐的，仍然要加大投入，与经济发展共同起飞。不能不说这是何等美丽的幻想！可能吗？何等直白和浅显的道理为什么不实施呢？如果两者没有矛盾冲突，只有傻子才不做这样的抉择。其实面对这一矛盾，也有平均用力、想两头兼顾的。遗憾的是，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现代化并不是少量资源能够搞定的，其耗费不得不以经济的滞后为代价。的确也可以观察到，有的国家似乎回避了这一矛盾而使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最突出的就是永久中立国的创立，最早始于瑞士。1815年，维也纳会议签订《巴黎条约》，与会各国一致承认瑞士为永久中立国，从此确立了永久中立国的国际地位。根据签订的条约或发表的宣言，无论在平时或战时均永久奉行中立政策的国家即成为永久中立国。迄今为止，除瑞士以外，还有奥地利、瑞典、芬兰等6个国家成为国际上普遍承认的永久中立国。从一定程度上说，永久中立国可以比较有效地防止外部的威胁，减少军费的投入，以保证集中资源加强经济建设。但是否能够真正保有和平的外部环境依然是存疑的。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对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入侵，就打破了这两个国家签约确立的永久中立国地位。

另一种方式是与某些国家结成军事同盟，或者依托于某些大国的军事庇护，以躲避外部的风险。毫无疑问，这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并且，这是一种把命运寄托在他方而不是把握在自己手中的模式。从根本上说，只要资本逻辑主宰的市场扩张存在，世界上是不存在免费和平的。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讲，根本不可能通过上述的方式来寻求到自己的和平外部环境。既要对外部环境保持高度警惕，也要对其作出准确的判断，坚决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由于社会主义对和平的追求极为不易，因此对这一矛盾的破除就更加困难，而邓小平恰恰把它破解了。这是社会主义运动一次空前的创举。那种对这一抉择不理解乃至质疑的观点显然是浅薄的。把握时代主题的转变，破除战争不可避免的思维，为协调经济和国防建设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得以改变以“三线建设”为代表的战争不可避免的资源配置模式，为按照经济发展规律配置资源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中国崛起道路中的军民融合发展

大国崛起，是人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现象。它既内含现代化的客观规律，也体现人类推动社

会发展的主动作为。

从迄今为止的人类现代化来看，大国的崛起都是同军事扩张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连社会主义苏联的崛起也没有摆脱这一关联。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作了这样的阐述，“自16世纪西欧进步以来，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目前的美国等第一流强国的兴衰史表明，在国家的生产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从长期看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任何大国的胜利或崩溃，一般地都是其武装部队长期作战的结果。”

肯尼迪阐述的这一关联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所没有能够深入分析的是：由于人类的现代化首先是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现代化的大国，尤其是世界强国，必然充分反映资本主义的特点和发展逻辑。资本的扩张，是以军事强权为开路先锋的血与火的扩张。西方大国在输出商品和资本、抢夺殖民地、推行适合自身利益的所谓“国际规则”等方面，掌握话语权和形成强势，离开了军事强权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西方世界形成的“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由此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完全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特点。西方世界忌惮中国的崛起，认为伴随着战争的不可避免，完全是把中国置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中观察的。然而，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走好和平发展之路，则是有待探索的时代命题，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新超越。遗憾的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走好这条道路。

苏联的失败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密切相关，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观察和分析视角，千万不要忽略以及轻视苏联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失调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苏联领导人把军事实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首要方面，在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开展军备竞赛，推行被喻为“要飞机大炮，不要黄油面包”的政策。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美国的一半，但军费开支的总量却比肩美国，甚至还要高，也的确获得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军事地位。从一个短暂的历史场景来看，苏联成为了超级大国，似乎获得了成功，但这一战略选择却使其社会的健康和协调发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经济发展越来越深地陷入不协调的状态。

例如，从1985年到1988年，苏联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16.2%、16.2%、15.7%和14.9%，这不仅仅是挤占了经济发展的资源，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以及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为长期和深层次的影响在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失调，彻底破坏了社会的健康发展。苏联约占国民生产总值四分之一左右的军工产值，大大刺激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苏联农轻重的比重达到2：2：6，消费品严重短缺，大大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到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失调的结构使增长速度连续下滑，1990年竟出现负增长，财政赤字高达1000亿卢布，8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最后终于出现了政权的崩溃。

在美苏军备竞赛的争霸过程中，为什么被拖垮的是苏联，而美国受到的影响并不大呢？这其实与资本主义的国家属性有关。资本的扩张历来就同军事侵略联系在一起，军事投入的经济代价，直接地从攫取到的利益上得到弥补以及加倍的偿还。社会主义国家则不可能走这一条道路，军事方面的投入就是实打实的消耗。另外，西方国家肆无忌惮的军火贸易，也是其以军养军的重要手段。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最新统计数据，2011年到2015年，美国对外军售贸易额占全球武器贸易总额的33%，较2006年至2010年上升了27个百分点。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报告称，2015年美国对外军售额高达470.85亿美元，共向171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武器装备，涵盖亚太地区、中东地区、欧洲地区、北非地区等主要武器进口区域。

正是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本质属性的这种不同，使得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苏联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经济与军事的发展越来越不协调，最后的国家解体和执政党解散是其不协调发展的大爆发。

中国现正走在大国崛起的路上。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从人均GDP来看，也已经达到比较好的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按照西方的逻辑，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与美国争霸的“修昔底德陷阱”之历史循环。在相当程度上，美国是按照这一循环来出牌并实施其全球战略的。在“重返亚太”口号下的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就是其典型的反映。2011年11月11日《外交政策》刊登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文章，按照霸权的逻辑对未来美国的对外战略进行了规划，其核心思想是认为未来的世界政治将决定于亚洲，在这个地区获得稳固的领导地位，攸关美国在整个世界的领导地位，因此，今后十年美国外交的最重要使命之一，是把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大幅增加的投入锁定在亚太地区。显然，这对中国崛起的打压和围堵，为中国布下“修昔底德陷阱”，使中国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再从中国的自身发展来看，中国的外向型发展对经济与国防建设的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革开放已经使我国“走出去”战略迈出了坚实步伐，外向型经济的水平越来越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幅已高达70%以上，外贸依存度在50%左右是一个较高的水平。商务部发布的对外投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180.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7%，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是“十一五”的2.3倍。我国企业正从以往担当资产被收购角色逐渐变成资产收购方。国家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企业共实施的海外并购项目593个，累计交易金额401亿美元（包括境外融资），几乎涉及国民经济的所有行业。

2015年5月发布的第9份国防白皮书《中国的军事战略》在论述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提出五个适应，其中一个适应就是适应国家战略利益发展的新要求，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有效维护海外利益安全，第一次提出“海外利益攸关区”概念。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充分说明，中国的军队和国防建设必须要有新的飞跃，才能够适应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需求，但同时又要避免坠入“修昔底德陷阱”和重走苏联的老路，必须开拓一条协调发展的崛起之路。应该说，中国的探索正在取得巨大的成就。其协调发展的关键性要素，就是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之所以能够破解经济发展与军队和国防建设之间的矛盾冲突，扭转社会主义在大国崛起进程中与资本主义竞争的不利局面，一个关键的要素，就在于它追求经济发展与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和谐融通，使之相互促进、并行不悖。它既超越于西方列强以战争来争夺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逻辑，也超越于苏联军事优先、军队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冲突的模式，是一条全新的社会主义大国崛起的道路。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具有中国智慧和中国道路的历史积淀。

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就谈到，“以后一个时期应该坚持自给自足、对外统制、军民兼顾的原则”，强调“金融、贸易是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的，一定要实行军民兼顾”。周恩来1962年在国防工业系统干部会议上提出，“一机部一些工厂可以改过来或部分改过来，转为大规模的军民结合”。根据改革开放新的形势，邓小平提出，“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江泽民进一步提出，“建立和完善三军一体、紧密兼容、平战结合的联勤保障体制。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坚持寓军于民”。

中共十七大正式提出了军民融合发展的思想。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坚持勤俭建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军民融合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和遵从协调发展客观规律的地位，强调“更加注重军民融合，军地双方都要深化认识，打破利益壁垒，做到应融则融，能融尽融，加快把军队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把经济布局调整同国防布局完善有机结合起来”。军民融合战略正在创造新的大国崛起逻辑，军队和国防建设不再是经济发展的外在领域，不再是资源配置中的零和博弈，而是并行不悖和相互促进。中国正在取得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巨大成就，但并没有影响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的步伐；中国正在建成强大的国防工业和国防经济体系，但并没有扭曲中国国民经济体系和阻碍民生事业的不断进步。

例如，核能运用就是中国军民融合发展较为成功的领域。中国不仅研制和掌握了较高水平的核武器，更是掌握了世界领先的核能和平运用技术。中国的核工业正在成为中国能源的强大支撑，迄今已有35座正在运转的核反应堆，还有约20座在建。中国将实施在2030年前建成110座核反应堆的计划，届时将成为世界核能领域的领导者。同时，更为先进的第四代核反应堆计划在2017年启用。中国研发的这种高温气冷堆核电新技术领先全世界，具有发电效率高、故障率低的优势。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及周边有60多个国家已经和正在计划发展核电，到2030年新建机组将达到200多台。如果我国能获得其中20%的市场份额，将直接产生近1万亿产值，创造500万个就业机会，全寿期将产生约3万亿产值，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军民融合协调发展，与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以及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全新开拓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既是中国发展的精彩故事，也是中国贡献给当今人类发展的宝贵方案。

（责任编辑：潇湘子）

 

① [英] 斯密：《国富论》，唐日松译，华夏出版社2004 年版，第497、507、508 页。

② [美]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 年版，第128 页。

③ [美]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 年版，第149 页。

④ http://history.sina.com.cn/his/zl/2013-10-08/111855839.shtml.

⑤参见[美] S.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38 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27 页。

⑦[美]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商务印书馆1962 年版，第47 页。

⑧ [美]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商务印书馆1962 年版，第27 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27-28页。

⑩ 郑有贵等：《历史与现实结合视角的三线建设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 年第3 期。

⑪《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05 页。

⑫《邓小平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241 页。

⑬《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2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