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趋强烈的理论建构取向

　　

　　社会工作在早期几乎没有自己的理论基础或知识体系，《社会诊断》一书提出要以科学的方法进行诊断以做到科学助人，比附的是医学传统。基于这一传统，社会工作引入了社会学、心理学、心理咨询的理论进展并融合了系统理论、生态理论等。从某种意义上讲，外借理论是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特色，尽管这样的做法确实很容易受到相邻学科“缺乏理论”的攻击和批评。

　　

　　然而，社会工作如果只是借用外来的理论，它就很难在学术领域获得独立地位，因此社会工作领域的专家致力于发展出自己的实践理论模式，即内生理论。优势视角、叙事治疗、社会发展理论、资产建设理论、个人-环境实践模式都是由社会工作专家在综合不同的知识体系的基础之上提出的。

　　

　　不可否认的是，扎根丰富的社会工作实践，建构自己专有的理论体系是确立和巩固专业地位的必由之路。最近20年以来，社会工作有着日趋强烈的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倾向，这明显有别于社会工作的早期“理论外借”的传统，朝着“理论内生”的取向发展。社会工作对于理论建构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社会工作不再局限于强调“用”和“做”，而是越来越关注理论化。这一趋势表明，社会工作正在实现“研究者”和“实践者”的角色整合，从而成为理论“构建者”，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涌现出更多的内生理论。

　　

　　二、科学、艺术与政治的本质论争

　　

　　社会工作一直以来就有科学与艺术本质之争。过去10年，这一论争演化为科学、艺术与政治之争。这一论争的核心是：社会工作的本质属性是什么。

　　

　　如前所述，社会工作是追寻医学的脚步致力于成为科学的，从社会工作常用的术语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临床社会工作比照的是临床医学，专业教育的“标准化案主”(standard client)是源自医学领域的“标准化病人”(standard patient)[1]，社会工作的证据为本的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亦源于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因此，科学是社会工作的主导性叙事，这一点在证据为本的实践之中得以全面彰显。近年来，社会工作科学的论述更是将社会工作的科学属性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学科高度。

　　

　　然而，有学者批评以科学为目标的社会工作过于强调科学之维而可能忽视人的主体性并钳制了社会工作的价值追求，警醒高度专业化和科学化造成的诸种非人性后果，戈德斯坦(Howard Goldstein)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2](PP.413-433)。他致力于把社会工作建构成具有人文情怀的助人艺术[3](PP.48-55)。因此社会工作可以从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学科中吸收不同的知识养分，注重创造力、想象力、直觉等的运用[4]。这样的论述凸显了社会工作之中艺术的核心功能。应该说，在漫长的论争之后，社会工作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逐渐成为一个学科共识。

　　

　　强调社会工作的政治维度是晚近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市场化和全球化的驱动，有学者称之为社会工作的“政治重返”，因为社会工作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宏观政治议题[5](PP.111-115)。Powell强调，社会工作的政治任务是回应社会排斥和社会不公平，从而建构一个包容性的社会，这是“良心政治学”[6](PP.157-165)。进而，作为政治实践的社会工作认为，社会工作正面临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转型。“解放政治”的话语源自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批评理论，聚焦于赋权、自助和政策改变。而“生活政治”的论断受到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影响，注重语言、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力不平等，由此回应社会的个体化态势[7](PP.41-55)。最后，作为政治的社会工作强化了社会正义与人类权利的论述，这实际上就直接表明社会工作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政治行动[8](PP.XXV-XXVI)。

　　

　　任何单一的判断都不足以概括社会工作的本质属性，因为社会工作面对的是充满争议的意识形态情境、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多变的政治经济脉络。因此，社会工作就其本质而言是融科学、艺术和政治于一体的，但三者之间的关系和优先次序的确立却并非易事。在可见的未来，本质属性的理论论争还是会持续下去，这样的论争有利于社会工作在更宽广的理论视野之中定位自己。

　　

　　三、认识论的多元格局

　　

　　《社会诊断》开启了社会工作的科学之路，高举的是实证主义的大旗。过去三十年，社会工作的认识论从实证主义一元独大改变为实证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并立，甚至多元范式竞争的局面。

　　

　　实证主义强调，所有的知识都要从我们的经验或观察中找到证据，任何的概念都要有客观所指。观察、实验等科学方法是实证主义者唯一接受的、为知识提供证据的方法。因此，价值不是知识，因为它无从证明，是观察和试验不可辨识的[9](PP.31-33)。实证主义的理论逻辑充分体现在“证据为本的实践”这一概念之中。证据为本的核心就在于要根据科学研究的结果判断什么对案主是有益的、什么是无益的，并据此提供专业服务。

　　

　　与实证主义明显对立的是社会建构主义，它否认客观事实的存在，因为现实都是建构的，理论与知识都是人造的，具有相对性和历史特殊性。既然存在很多的“真理”或“现实”，那么如何理解呢？社会建构主义者指出，这样的“现实”只有置于情景之中才能得以理解。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与价值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都有价值立场或意识形态取向。与实证主义传统不同，高举社会建构主义旗帜的社会工作理论，诸如叙事治疗、寻解治疗和优势视角，关注的是优势、意义、故事和能动性，而非问题、缺陷与不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在社会工作领域的影响不断扩大，它对正统理论体系与知识框架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坚持认为应该有多元而非一元的认识论，指责实证主义具有压迫性；质疑理论和知识是以研究男性为聚焦的，隐含了男性话语霸权，而女性切身的领域与议题被忽视和压抑；否认知识和价值是可以分离的，因为知识和价值是整合的；反对研究者将男性样本的研究发现推及总体，因为将男性的经验作为衡量女性经验的标准尺度并不合理[10]。女性主义者试图从女性自身的境遇与不同的声音出发，开展以女性为中心的实践，从而回应体验和境遇的多样性[11](PP.199-208)。

　　

　　实际上，社会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范式下的社会工作，是后启蒙的社会工作。如果说，启蒙为本的社会工作理论致力于提供答案或实践指引，那么，后启蒙社会工作理论聚焦的是提出问题。社会工作的认识论之争间激荡出迥异的社会工作理论视角和实践模式，社会工作的研究者、教育者和实践者由此可以不断反思自己的哲学前提与理论立场。

　　

　　四、寻求与社会理论的对话

　　

　　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实际上有着共享的母题，诸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全球化、个体化、时间与空间、身体与情感、结构与能动性、历史与文化、批判与重建等。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社会工作因为过分追求临床化和技术化，而忽视了与社会理论的联结。这使得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无法回应实践之中遭遇的诸多社会与政治议题。

　　

　　然而，从近年的文献可以看出，社会工作已致力于与社会理论的对话。Garret的《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是代表性著作，该书讨论了现代性这一社会理论的核心议题，社会工作作为现代性工程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现代性概念的设定和后现代的冲击。Garret进一步讨论了社会理论家葛兰西、布迪厄、哈贝马斯、霍耐特、弗雷泽、博尔坦斯基、希布佩罗、内格里和巴迪欧与社会工作的关联[12](PP.1-20)。

　　

　　最新的西方文献显示，有不少的论文讨论社会理论大师与社会工作的关联性。诸如，阮新邦倡导基于哈贝马斯所建立诠释取向的社会工作[13]，这明显有别于实证主义的进路，融合了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概念。Ferguson从吉登斯的理论出发，认为社会工作的目标要从解放政治改变为生活政治[14](PP.699-707)。布迪厄的《苦难的世界》是关注弱势群体体验的重要文本，有助于反思社会工作的社会处境，他特别指出，“只讲生存条件的深重苦难而排斥其他一切困苦，无异于对很大一部分反映社会秩序的困苦视而不见和不理解”[15](P5)，这显示我们需要更为全面的社会视角。Emirbayer和Williams鲜明地指出，布迪厄的理论对于社会工作的意义不只在于简单的“文化资本”和“惯习”等几个概念，更在于布迪厄的关系主义路径为理解社会工作提供了一条可替代的认识论和方法论[16](PP.689-724)。这篇论文是倡导联结布迪厄与社会工作的范例。

　　

　　社会工作也可以促进社会理论的发展。Mullaly就认为，结构社会工作本质而言就是批判社会理论[17](P214)。这显示，结构社会工作承袭了社会批评的传统，这不仅仅是理论的联结，而且是实践的应用，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符合社会批评理论的期待。实际上，社会工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与个人、群体和社区有着极为频繁的接触，对很多社会问题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这都是建构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 of social work)的现实基础。因此，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对话的目标之一是理论建构，Garret的目标就是在社会工作理论文献的基础之上建立社会理论指引下的主流理论框架，这一任务尚未完成，但仍然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五、重申宏观视角

　　

　　社会工作的开创者确立了微观和宏观两个传统，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微观取向占了上风。宏观取向的社会工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风靡一时，以改变社区、组织或政策为目标。激进视角和批评实践的兴起，并与各类新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宏观视角的一波浪潮。

　　

　　1980年代随着撒切尔和里根的先后上台，全球意识形态氛围右转，社会问题的医疗化和个体化成为主流。社会工作的关注点重新转移到以个人为中心，沉醉于面向中产阶级的心理咨询，弃守了对弱势群体的道德责任与伦理关怀，社会正义的专业宗旨遭到抛弃[18](PP.1-29)。

　　

　　微观和宏观之间的分野折射出社会工作背后隐匿的持续的意识形态之争。Payne辨识出三种意识形态取向：社会民主取向、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取向和社会主义取向[19](PP.20-25)。体现社会民主取向的是赋权的观点，即经由社会工作的努力，个人、群体和社区运用权利去实现改变；问题解决的观点折射出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强调社会工作作为福利服务的一部分以满足案主的需求为己任；社会主义取向体现为社会变迁的观点，主张社会工作要致力于寻求合作、互助和团结，集体创造出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和发声的体制，从而消除不平等。社会变迁的观点批评赋权和问题解决理论所追求的个人实现和社会实现是不可行的，因为除非进行重大的社会变革，宏观的改变是不可能的。

　　

　　过去十年，对结构脉络的关注和激进理论的兴起都致力于将“社会”重新带回社会工作。目前，宏观取向的社会工作是以结构社会工作为中心的，这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有了一定的进展。Mullaly的The New Structural Social Work希望回应最新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变化。Lundy出版了Social Work，Social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将社会正义、人权等议题更好地融合进结构社会工作的实践框架。Ife的《人类权利与社会工作》强调要实现尊重人权的社会工作实践。

　　

　　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要突破西方现有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模式的微观化和临床化倾向，回到“社会”本身，嵌入到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中。

　　

　　六、关系理论的兴起

　　

　　传统上，社会工作的诸种理论都强调了关系的重要性。心理动力理论的进展，包括客体关系理论、依恋理论都强调了亲密关系。由此可以看出，英美的社会工作关系传统总是绕不开根深蒂固的弗洛伊德思想。后续的系统理论、生态理论、叙事理论、优势视角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强调了关系的重要性，但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建构。

　　

　　2004年，Folgheraiter出版了Relational Social Work：Toward Networking and Societal Practices，这代表西方社会工作学者对建构社会工作的关系理论的重要尝试[20](PP.17-26)。最近，有几本著作尝试建构关系理论：Freedberg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提出了关系理论，但这个理论框架是初步的[21](PP.51-66)，后来，她又从关系-文化的视角进行分析，强调的是案主-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和同理[22](PP.30-64)，但没有摆脱精神分析的框架；Smith等从一个更为宽广的视角来考察了关系[23](PP.29-45)，但还没有真正实现从个体主义到关系主义的转变；也有专门的著作讨论了针对不同文化群体的关系社会工作实践，强调社会工作的关系聚焦有助于形成富有成效的助人关系[24](PP.1-20)。近年来，社会学的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理论受到社会工作的青睐，但如何将社会资本理论整合进生态理论或系统理论尚未有实质性进展。

　　

　　社会工作的关系理论是从关系主义这一认识论和方法论出发的，假设人是关系性存在，这对于社会工作而言，意味着问题和解决方案都是关系性的。实际上，关系理论的兴起有着社会理论的背景，与此并行的是，社会学界亦涌现出若干关系社会学(relational sociology)的论著。也许，这两者的合流可以推动社会工作关系理论的建构，这一点对于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建构尤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因为国内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在关系研究上已经累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

　　

　　七、学科目标的确立

　　

　　一百年的发展和知识累积为社会工作寻求更高的学科地位确立了基础。特别是，过去二十年证据为本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快速推进了包括干预研究在内的社会工作科学研究，学术共同体的专业信心明显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加州大学的John Brekke教授在美国社会工作研究协会2011年会上明确提出“science of social work”这一概念，确立了专业的学科目标[25]，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进展。

　　

　　就其字面意思而言可直译为“社会工作科学”，在中文语境下可翻译为“社会工作学”，但社会工作学的含义比社会工作科学更为丰富。提出社会工作学的目的何在？John Brekke在次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社会工作的科学知识已累积到一个新的高度，是确立社会工作学目标的时候了。由此，社会工作的“科学”目标转变为“学科”目标。建构社会工作学的目的是：明确社会工作的学科意识与研究领域，形成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与知识体系，确立社会工作的专业特质与独立地位。目前，社会工作已形成三个核心建构：生理心理社会视角、人在情景中、促进改变的服务体系[26](PP.455-464)。总体而言，因为社会工作融合了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因此是一个整合性学科[27](PP.517-523)。

　　

　　目前，尽管就社会工作学科建构的目标是跨学科的实践科学(Cross-Disciplinary Practice Science)抑或行动科学(Action Science)是有争议的[28](PP.586-600)，但学科目标的确立为社会工作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更为明确的努力方向。

　　

　　对于中国的社会工作专业共同体而言，如果我们在社会工作发展的初期，就关注这一方向并共同努力，“弯道超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我们要注重个体取向与社会取向的平衡，强调科学知识与实践智慧的并重，聚焦多学科之间的理论对话与相互学习，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建立扎根于中国社会的社会工作学科。

　　

　　八、本土化理论建构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社会工作是引进的、是移植的，这就遭遇一个理论、知识和方法的本土化议题。即便是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专家也认识到，西方的社会工作定义源自基督教传统、希腊传统，立足于西方的个人主义世界观与价值观，不一定适合中国这样的国家，需要进行本土化定义和理论建构方面的努力，如果只是跟随西方社会工作亦步亦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前景很难说是光明的[29](PP.376-387)。因此，我们更是要积极推动本土的理论建构以实现社会工作的跨越发展。

　　

　　笔者早就指出，建构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理论，是为了回应中国社会工作不断发展的实践需要，是为了超越现有西方社会工作知识霸权的要求，是为了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知识体系的文化自觉，是为了适应全球经济社会变迁的全新挑战[30]。因此，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学术共同体的使命。

　　

　　建构本土化的理论，并不意味着要排斥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相反，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是建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重要基础。一方面，要辨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希腊传统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要批评分析弗洛伊德、自由主义等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深刻影响，并进而分析“中国”对于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吸收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精髓，析出国际社工界的共识性概念、原理性论断和理论观点，从而确立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与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对话基点。

　　

　　立足于已有的社会工作理论，要建构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需要重视实践智慧、科学研究、本土思想和制度传统。这与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自觉是一致的，强调文化自觉是建构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知识体系与实践体系题中应有之义[31]。比照中国现实，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它无法很好地解释我们正在经历的发展过程。特别是，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视角需要“面”和“体”的视角。所谓“面”就是要看到整体和环境，所谓“体”就是要纳入社会转型和历史的背景进行考察。社会工作发展的过程在中国是“社会”不断得以确认和展开的过程，“社会”在政社关系的转型过程中逐步成为一个具有一定自主性的领域，这就要求建构一个相对宏观的理论视角对此进行解释。

　　

　　笔者辨识出社会工作理论的最新发展趋势，掌握这样的趋势，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社会工作的理论建设。不过理论是不断演进的，要呼应时代的要求。实际上，面对新的时代与新的社会，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至少面临以下几个议题：其一，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需要社会工作的专业回应；其二，互联网一代的成长，也需要我们以全新的姿态回应这个新的群体；其三，全球社会结构的不平等固化趋势严重，年轻一代的向上流动机会受限；其四，需要实现社会工作理论的整合并推动体系化。这四个议题对于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是关键的，应该说社会工作界对这些议题的回应还比较缓慢，理论是落后时代的要求的。

　　

　　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建设脱离不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但又必须结合中国的语境，这是双重背景。一方面，我们需要全面了解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前沿进展和历史脉络，从中提炼适合中国的理论元素。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建设的不断展开，社会工作在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要求我们致力于寻求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用发展着的实践为发展着的理论提供丰富的素材。从建构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社会科学而言，社会工作是最有可能实现突破的领域，西方在这个领域的理论建设也相对薄弱，因此建构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是大有可为的。实际上，这样的理论突破，不仅仅是本土化的成果，而且是有国际意义的。

　　

　　作者简介：何雪松，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工作系，上海 200237 何雪松(1974- )，男，安徽宿松人，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社会工作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