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把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确立为国家战略目标，持续从国家层面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鼓励和引导地方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积极开展科技创新。 

   2010年中国的研发经费只有7050亿元，占当年GDP的1.71%，2021年中国的研发经费已经达到2.8万亿元，占GDP的2.44%。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支出的比例也稳步上升，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2021年我国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和授权数量都居世界第一位，中国拥有的移动通信领域和新能源汽车领域发明专利数量也是世界上最多的。根据相关咨询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5月，全球累计披露的3.2万件5G领域专利中排名前十的公司所拥有专利占比超过80%，其中一半都来自中国。

  党的二十大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因此在中国未来产业发展战略上，我们必须吸取5G和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坚定不移地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引领产业发展的经验，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第二，发挥好产学研相结合的重要作用，发挥好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实现了“两弹一星”的历史性突破，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过探索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活力也逐步增强，形成了产学研相结合的良好格局。

  我国的5G和新能源汽车在这方面也是卓有成效的。从中国的移动通信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的移动通信设备与技术在上个世纪基本上靠引进国外技术。中国大唐电信集团经过持续的努力，在1998年取得了3G TDSCDMA的重大突破。又经过多方的共同努力，在2000年5月，经国际电信联盟投票表决，被采纳为国际的3G标准之一，与欧洲的WCDMA和美国CDMA2000同列三大标准之一。此后由大唐电信等8家中国企业牵头，组建了TD联盟，国内的电信设备重要制造企业，科研机构，主要电信运营商都陆续加入了联盟。联盟还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模式，当时国际著名的北方电讯，摩托罗拉，西门子，诺基亚等公司也陆续加入了联盟。产学研相结合，优势互补，参与者投入资金，进行技术合作，可以实现共赢。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同志在2002年10月做出重要批示，“我赞成企业自愿发起并组织产业联盟，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TDSCDMA技术的发展，鼓励推动产业化进程的做法，如获突破将标志着我国从模仿型技术到拥有自主技术和标准的大跨越”。此后，从3G、4G到5G，中国始终坚持产学研紧密结合，坚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要，在电信移动通信的装备技术和电信基础设施逐步发展壮大的进程中，为电子商务、移动支付这些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快速崛起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实现了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齐头并进，进而带动了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成长壮大。

  中国的社会治理、群众生活、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能源发展、医疗服务、金融业等方面都得到了5G的实惠，这种良好格局也是新型举国体制的一种不断的探索和进步。与计划经济时代的举国体制不同，市场主体的作用日益突出，逐步成长为技术创新的主力军，同时政府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要发挥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 

  现在中国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起步时就得到了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有效支持，例如2012年国务院发布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规划》，提出了支持的主要技术路线和目标。当时提出到202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将达到550万辆，由于受2020年疫情爆发的影响，市场生产受到较大影响，2020年底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达到了492万辆，没有达到预期，但是2021年和2022年又出现爆炸式的大增长。

  2009年新能源汽车“十城千辆”试点启动，中央财政积极支持，财政补贴持续了十几年（之前几年是政策是退坡，2023年新能源汽车补贴彻底退出了）。中国在政策实施期间对相关的补贴措施也不断加以调整和完善，例如在2017年财政补贴对新能源汽车相关标准修订增加了整车能耗、续航里程、安全性等方面的要求，将补贴标准与技术水平挂钩，推动技术的创新发展。地方政府以及地方财政和税收也提供了很多支持，涉及到资金的补贴和其他的支持政策。地方政府为新能源汽车生产环节提供税收优惠，为新能源汽车企业建厂期间提供用地优惠，还在生产经营提供电力供应保障，提供电价优惠等重多支持。

  美国特斯拉公司在上海建厂，在短短不到三年时间就形成了特斯拉在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基地，目前还在扩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上海方面给予了优惠政策。2022年1月3号，特斯拉公司发布了《2022年全球报告》，《报告》显示2022年特斯拉全球交付的新能源汽车共131万辆，比去年增长40%，其中的上海基地交付数量超过71万，比去年增长了48%，占去年特斯拉总交付量的54%，美国厂年产50万辆，低于上海基地。

  中国政府的支持一方面体现在新能源汽车的购置补贴等方面，另一方面体现在十几年来国家一直在技术研发等方面给予有效支持。国家发改委的高技术产业化专项资金，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以及科技部的科技专项资金都为技术研发提供支持，这些措施提升了我国的企业和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发展能力。

  2022年美国出台了著名的《芯片法案》以及《通胀削减法案》，在《通胀削减法案》出台后不久，美国半导体协会副会长专门与我进行了线上的沟通与交流，认为《芯片法案》是美国自实施曼哈顿工程以来最有力的产业政策（实际上曼哈顿工程是二战期间搞原子弹的，并不是某种意义上我们讲的工业产业）。而最近欧盟正在就《通胀削减法案》中对光伏等产业的歧视性产业补贴与美国政府激烈交锋，欧盟认为这种歧视性产业政策将使得欧洲新能源产业的大批企业被吸引到美国投资设厂，导致欧盟的工业空心化问题更为突出，欧盟为此不惜与美国全力一博。

  2022年我参与一个题目为“关于美国和欧盟产业政策的回归趋势”的相关研究，发现近几年美国和欧盟正在以更大的力度实施政府产业支持政策。美国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与产业发展政策正在做出较大的调整，更加重视政府在支持重点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例如美国的《芯片法案》中确定通过四个基金对芯片产业提供政府财政补贴，共计527亿美元。其中最大的是美国芯片基金，共500亿美元，390亿美元支持芯片制造企业。2023年到2027年间，将为芯片及其他领域的科研活动提供1699亿美元的经费支持，其中国家科学基金会810亿美元，占47.7%，美国能源部679亿美元，占40%，美国商务部110亿美元，占6.4%，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100亿美元，占5.9%。这个法案还提出，将在美国建立新的技术创新中心以促进技术创新。

  未来产业的发展要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必须要继续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力。多年来国家发改委持续组织国家大科学工程，主要用预算内投资来支持涉及核物理、天文、生物等领域的大科学装置，包括邓小平同志亲自拍板决定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及后来的升级改造，上海光源，中科院合肥分院的超导托卡马克受控热核聚变的装置（前几天又取得了新的突破）以及贵州天眼。这些大科学工程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手段，中科院在其中承担了大多数的任务，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因此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二十大报告还提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我认为这是对过去近二十年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主体地位的升华，对市场力量在科技创新方面给予了更大的希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