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董彦斌引用了诗人顾城的话：“时代来去如风，故园荒草如金。”无论对谁来说，变革都“何其难哉，如何因应国情而不是生硬移植，如何突破阻力而又平和推进，如何面对危局而又受命不迁，既需要变革者的智慧，也需要勇气和耐力。”因而，虽然他坦言清末民初的法治初建，“许多变革和建构还是失败了，然而失败的故事是好看的，失败者的内心，闪耀着使命感之光。历史给失败者授予勋章。”

因而，在中国法治进程走了一百年的今天，那些上世纪末曾经力争“水治”排斥“刀制”的人们，已经年轻不现。这一刻，他们在心理上突然能与前辈们感同身受，开始不再沉迷于“法国大革命、英国大宪章和美国大法官”，而是将目光投向“百年前的中国大革命、中国大宪章和中国司法制度”(董彦斌语)。

这种同身受、同此心的感觉，不仅体现为理解前人，还体现为我们开始能够理解作为“他者”的西方人，在面对完全不同的法律文化时的复杂心态。西方人系统性观察中国法律，源于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访华。在前往中国的漫长途中，马戛尔尼使团副使老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时年12岁)得以初次接触中国法律。

小斯当东后来翻译出版的《大清律例》英译本，从此成为传递中西法律文化的桥梁。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大清律例》，他还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大清律例》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历史沿革、基本内容和执行情况，并且阐述了自己对中国司法制度的认识和理解——这篇文章就收录在李秀清编写的《中法西绎：〈中国丛报〉与十九世纪西方人的中国法律观》之中。

《中国丛报》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成熟的英文期刊，也是早期中西交流的主导性传播媒介。其中关于中国法律的文章不少。从中可以看到，19世纪西方人如何评述中国法律、政治和社会体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