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3年，时任英国国会议员的小斯当东，也以中国法律落后为由，向国会提出了在华设立法院、以便审理在华英国人案件的提案。领事裁判权给中国的司法主权和人民利益造成了严重的侵害。但是，如果从整个法律近代化的客观进程来看，这一耻辱或许反过来“促进了中国人对自己法律的反思”，并且推动了清末民初的法律变革，并启动了那个走向近代化的“法学盛世”。

星空下的世界可以更美

如果说怀念清末民初，是因为当前社会的一些转型难题，那么法治图书大量地将笔墨投诸“应然”领域，或许也折射了人们对于现实法律实践的另一重担忧。曾经有一个时期，法治图书和法学研究更多地“少谈主义，多讲问题”。书名也大多是“长三角劳工纠纷处理模式”“西南地区民族法律问题研究”“东北重工业转型中的产权诉讼”或“人民币贬值时期理财保值的法律保障”等。然而，从今年的榜单来看，颇值玩味的是，其中六席都有着“仰望星空”的特点。

郭道晖的《人权论要》、李猛的《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吴经熊的《正义之源泉：自然法研究》、李步云的《法治新理念：李步云访谈录》、於兴中的《法治东西》以及何帆译的《法官能为法治做什么：美国著名法官讲演录》，无一例外地都将目光投向浩瀚的星空，以期对现实的中国法治提出建议、帮助和解答。

“人权、法治、正义、自然法”这些永恒经典的宏大话语，第一次集中地出现在法学图书领域，似乎还是在1980年代。特别是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再次宣告“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之后，对于法律是什么，权利如何保障，自然法是否高于实在法，学界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走向权利的时代》《法辩》等法学著作，即是那个时期思想激辩的产物。

应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