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并不是在说，今天回到了当时那个需要法治启蒙的时代。事实上，规则体系、职业分工和研究深度早已今非昔比。过去三十年建构起来的法律法规规章体系，从积极的角度说汗牛充栋、章制齐备。过去三十年法律职业的发展，也远非那个时候能够预计。法学研究也早已不再局限于宪政、正义和自然法这些宏大叙事语词，而进入了对于现实法律问题的回应，甚至在某些领域，建构着新的市场秩序和发展趋势。例如，在证券法领域，一部新规则往往意味着无数的商业模式创新。而当这些商业创新复杂新颖到了这部规则不能包容的程度时，新的规则又会再度出现，并创造新的商机与战场。这样的良性互动，在各个领域都并不少见。

因此，在这个时代重新关注“应然法”领域，应该理解为一个轮回，一次再出发：现有的规则体系需要更高的法律精神予以引领。用於兴中在《法治东西》中的话说，在今天“法治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一种理想、若干原则或制度，而是一种文明秩序，可以称之为法律文明秩序。建设法治就意味着开发并建立法律文明秩序”。

“正义”和“自然法”也是一样，人们不再去空泛地谈要或者不要正义，而在用可以量化的规则体系，来实现不同类型的价值追求，并在各类价值的权衡取舍中，寻找全体利益最大化——这就是具体的正义和可见的“自然”。

在现有的条件下追寻法治，需要克服各种自然的、人为的、现实的和历史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法治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再次被证明有借鉴的价值。如何实现权力制约、利益平衡、程序确定，需要高超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在本身亦是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的何帆看来，这个时代需要“法官为法治做些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关于法学重回“大词关注”的时代、只知道宏大叙事的担忧，或许可以放下。因为，法官们每天处理的，是现实生动接地气的问题，他们最为关注法律实施和运用，每天都在从现实困境迈向法治目标。毕竟，法治的程度越高，法官作为一个职业，独立与自尊越能得以保障。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与法官有关的讲演录，是由五位法官共同翻译、献给去世一周年的同行邹碧华法官的纪念——因为，顺遂这个国家的法治梦，将会是所有法律人的愿望；因为，在那片星空下，他们可以安宁栖居，各得其所。